”,潜台词就是他汪某人“救国已无希望,只好跳火坑”而已。
汪主席的势力在南京蛰伏的那段日子很不好过,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。日军开始轰炸南京之后,一些南京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避空袭,和汪主席持有同样想法的有熊式辉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高宗武等人。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“唱高调”,疯狂的鼓吹“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,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”。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,和日本人“互相抱头痛哭,彻底忏悔和觉悟”,实现中日“和平”与“合作”。
于是很快有人用调侃的口吻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为“低调俱乐部”。周佛海知道以后还给自己编了一套遮羞的借口,周佛海无耻的说:“当“抗战到底”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,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,故我们这个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,便名为“低调俱乐部”。
周佛海与汪主席之前不和已久,曾互相骂对方“不是东西”,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,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。汪主席虽不直接参加“低调俱乐部”的活动,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,周佛海也成了汪主席的心腹。
“低调俱乐部”的主张与汪兆銘不谋而合。他认为日本每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,而中国才不过十几万吨,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已经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,汪兆銘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被日本强大的表象所吓倒,他们的“亡国论”在当时代表了一个阶层,有一定的社会基础。
不过这个所谓的“低调俱乐部”“低调”的时间也没能坚持太久的时间,随着日军在华北和淞沪的一连串军事胜利,汪兆銘的“求和”愿望也开始越来越强烈。37年10月间广西的李长官曾拜访汪兆銘,当时汪主席一再的问李长官“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?”说话时汪主席不停摇头叹息,对抗战的态度很是消极。汪主席还不断向最高当局施加压力,他接连给最高当局写了十几封信,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“和平”思路,结果自然是被最高当局用几句话随便打发了,汪主席这时开始对最高当局变得非常不满,和日本人的接触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。
汪主席很快走到了书房的门口,在自己的地方见日本人的特使居然让汪主席感到有些紧张,他已经隐隐约约的猜到了这位特使一定是来请他办什么事情的,这倒是个向日本人示好的好机会!
你最高当局不上路就怪不得我汪兆銘先下手了,有了日本人做靠山,该用的着看别人的脸色吗!?
“特使先生辛苦了!这么晚来访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是事情找在下吧?”
汪主席的笑容十分的亲切,他希望给影佐祯昭大佐的特使一种舒服的感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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