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这样的局面,朝廷应该早些拿出强硬的手段,把各种权利收回到自己的手上,清流之言误国,不过这话说的倒是切实。
嘉靖皇帝重掌政权之后,也确实是这么做的,朝着四处派出税监,收拢地方上的财权,编练大军,用以保持中央对地方上的军事优势,目前来看,赋税粮食不算的流回中枢,保定的威武大营威慑力日渐的加强,一系列新政的效果已经是出来了。
地方上这些形同独立的势力,彼此之间各自独立,对抗逐渐恢复的中枢力量,实力的相差太过悬殊,胜负没有什么悬念。
在嘉靖皇帝和陆炳等人的计划里面,税监的政策在嘉靖二十三年的时候,就可以结束了,那时候,就可以政治清明,大明中兴,先不说,税监已经是在京师地方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捞钱体系,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停下来。还有地方上的形形色色的势力,也和从前大有不同了。
江峰穿越过来之后,一个完全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人,给这个时代的历史造成了极为巨大的改变,地方上很多势力的膨胀并不是因为对农民的盘剥加剧,而是因为工商的兴盛和对各方面的带动。
比如说棉绅就是因为棉花的涨价,导致武力强横或者是势力大的地主们,去占据更多的土地,控制更多的人口。然后东党对于商人和地主的放纵,形同虚设的税收,让他们更快的膨胀了起来。
因为工商的原因膨胀起来的地方势力,却并不会闭塞和自守,要做生意,必然是互相的沟通连接,互通有无。所谓的各个击破,在这样的局面面前也是无从谈起了,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,棉绅们的彼此之间都是有联盟存在,税监官府触动一家,其余的都有兔死狐悲的感觉,必然会想到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的身上。
反倒是城内的工商户,因为存在的时间很长,彼此之间都是勾心斗角,就和济宁城一样,那么多的大商人,却被税监一个个的收拾破产,毫无抵抗之力。
北三省的情况和江南又是不同,江南的工商兴盛本就是传统,赚钱的产业都是集中在城镇之中,那些织工工场和商铺雇佣的都是本地的市民,这些人在工场里面务工已经有多年的传统,把这件事情看得很是现实,知道自己是做工赚钱,和工场的主人没有什么人身依附的关系。就算是有那黑心的老板,把人圈在一起,那也是激起怨愤。北三省的利润最大的生意,海贸走私自然不必说,这棉田产棉就是最大的生意了,这等农庄的生产,需要大批的农民耕种。
北方因为几次的民乱,流民迁徙和天灾人祸,壮劳力并不充裕,凡是能留下来的棉绅都是想方设法捞取人口,所以种种的强制的手段纷纷的涌出来,把原来的雇农变为农奴,佃户变为附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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