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虽然田赋也是天下最重,可农民们剩到自己嘴里的还算是不错,最起码吃饱问题不大。和北方的农民遇到些风吹草动的天灾人祸,就活不下去不一样。农民们是最不愿意离开自己相依为命的土地,可是手工工场和各种工商业需要人手劳力,这是极为巨大的矛盾。
常有文人的笔记言道:本代刑法之酷烈胜于暴秦,常常是一点小罪农民就会被剥夺种地的权利,流落街头,然后被“不许浮浪”的规条和鞭子逼去做工。
偏偏中国的农民大部分还是朴实善良的,轻易不会有什么错误非得要官府解决,这下子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贫穷省份,他们总是这么想,如果是把路引之类的政策革除,那么江南的需要人手的各行业靠着工钱和鱼米之乡的美誉,一定可以吸引大批的人过来做工。这就是各级官员为什么如此积极的上书革除路引之政,而且内阁六部的大部分大臣还非常支持的道理。
不过,他们这么想,陕西,四川,云南,贵州出身的官员可未必愿意,他们那里也就是西安府,成都府还有昆明府有类似江南的情况,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的种地为生,若是开了路引,想必人们都是朝着富庶之地流动,若是田地无人耕种,地方上民生凋敝,那自己岂不是要被家乡父老指着脊梁骂街。
这看起来倒好像是现在那些为了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的议员们,不过根子上有许多的不同,天下间不管是大明还是欧洲,倭国,大凡是官场都有各种各样的派系存在,比如大明的官场就是由同乡,同年之类的划分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乡,往往一个官从科举或者什么别的途径进入仕途,他最亲近的就是同为乡亲的那些官员。
同理官员们总是愿意照顾和自己同乡的那些后进,这里面又有很多人在家乡做官,这些官员往往都是当地的乡绅地主的子弟,如此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有盘根错节的巨大关系网,凡是触动这个关系网利益的举动,每一个相关的官员都是全力的阻止,或者全力的支持。
以陕西为主的一派官员虽然是人数少,但都是在嘉靖皇帝清洗京城时候的主力干将,也是兴献王府残存的旧人们最集中的一个派系。
不过,另一派却等于是文官的大多数和南方的勋贵们,皇帝的大权独揽也是相对的说,必需要照顾朝堂上各派的利益和意见,居中调和,这一次却是牵扯到各派的核心利益,双方每天在朝野之中或者是朝廷上激辩,或者是在民间各个书社大肆写文宣扬。
从前的矛盾是北方的京师商团占据了全天下大多赚钱的资源,南方那些没有捞到便宜的官员自然攻击,当时称之为“南北之争”,现在南派和北派的争夺在检地案之后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陕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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