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等。
至于王安石,一直到清末都评价不高,就算有人出言赞颂,也只是夸奖王安石的私德高尚。
对王安石的全面认可,是在民国开始大流行的。
老蒋甚至自比王安石,还让全国进行大讨论。当时各级政府官员,都要召开相关研讨会,请来知名学者搞“王安石变法讲座”,大小官员必须写文章,把王安石变法跟老蒋改革结合论述。
老蒋一辈子推崇三人,即:王安石、王阳明和曾国藩。
可惜,他只活成了曾国藩,在日记方面尤其的一脉相承。
清末和民国的名人日记,很多都属于理学遗毒。
在文字狱的加持下,满清彻底阉割理学,理学思想已然全面倒退。
读书人主动剥除理学的务实内容,又特别吸收心学的空谈虚妄,读书人纷纷追求“修身悟道”。他们一边贪赃枉法,一边以道学家自居,喜欢写日记彼此交流修身心得。有官员为了表现自己坦诚,甚至在日记里记述: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。
这种日记,大公无私,道貌岸然,都是专门写来给别人看的。
日记里的曾国藩是圣人,现实中的曾国藩……呵呵。
在赵瀚这里,没有文字狱,反而鼓励百家争鸣,如今已诞生诸多学派。
其中,庐陵派、金陵派、含珠派,被统称为“大同学派”。
庐陵县之前一直是赵瀚的统治核心,铅山含珠书院又是赵瀚曾经读书的地方,这两地迅速风行大同理论学说。南京又是首都之地,大同理论也极为强势。
三地同属大同学派,但各有侧重点。含珠派主要用传统理学阐述大同,庐陵派掺杂心学与理学,金陵派则是博采众长。
顾杲在无锡集资重建东林书院,东林派宣告复兴。
死灰复燃的东林派,已然调整学术思想。主旨虽然还是“读书、讲学、爱国”,但加入一些大同思想,同时强调“相忍谋国、切忌党争、理学为本、实学当兴”,东林士子开始主动研究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物理、水利等学科——他们以前就有涉猎。
桐城派也宣告诞生,融合理学、心学,又在方以智的倡导下,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究。
金陵大学的教授王之良、妇科圣手傅山,在南京联合创建“关学派”。横渠四句、大同理论,又吸纳朱熹、王阳明的学说,形成一套颇为另类的新关学。
刘宗周拉着一票浙江人,在绍兴创建“山阴派”。这一派属于全新的心学,同时吸纳程朱理学,强调“慎独”修身,持身以正而匡扶天下。
长沙那边,王夫之、王介之、熊渭公、郭凤跹、管嗣裘、文之勇等人,创立“岳麓派”。以理学为本,提倡解放人性、气一元论(朴素的唯物论)、理势合一(朴素的进化史观)等等,这个学派在湖北的南部地区也传播甚广。
以几社成员为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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